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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2009年面向中西部地区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政法机关定向招录23068人”的消息,让他对未来的就业充满了信心。

据悉,留学生们募集的捐款将统一汇总到位于神户市兵库区的“CODE海外灾害援助市民中心”,然后交给灾区人民。(王婧)

不仅如此,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还存在很多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公办、民办教师身份存在壁垒,自由流动困难;民办、公办学校的社会保障差别巨大;公办、民办学校学生在就业上也存在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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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潇潇)记者日前从广西民族教育发展基金会获悉,截至目前,广西“书送关爱”公益募捐活动已成功募集到2034.71万码洋图书。

  “讲着他的傻事,我哭了,全班都跟着哭了。”陈红英说,第一次捐款就收到了9500元,而学生只有50余人!陈红英自己再掏出500元,共凑成1万元给住院学生汇去。由于钱不够,陈红英又在本班发动第二次捐款,共收到7500元。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方向正确。”杨振宁说,所谓正确的方向,就是指你20年、30年后大有发展的空间,而并非是你所学到的这个技术、那个技术,这个定理、那个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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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益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90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1992—1997年留学日本、美国,1997年2月回国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从事肿瘤学研究工作。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原中山医科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广东省鼻咽癌诊治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重点学科(肿瘤学)学科带头人、教育部肿瘤基因组学与抗癌药物研究重点实验室主任、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

刘静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97年,五常市冲河镇沙河村高河屯没有通电也没有电话,全村40多适龄儿童中仅8个上学,村子里几年来没有上初中的孩子。当年,经过省青基会努力,天马集团投资5万元,为这个村子建起了希望小学。尽管校舍改善了,由于山路难行,没人愿意到这里当老师。就在那个时候李镇清老师自愿从镇里转来,每天从镇里走几十里山路到天马希望小学上课。尽管身体不好,但李老师从没给学生耽误一天课,甚至在他患上肺癌时仍在坚持。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掉了支援学校,能拿到学校的东西全部捐给学校。弥留之际,他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中国希望工程园丁奖”,这是我省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希望小学老师。现在,天马希望小学已经有了很多人在沿着他的足迹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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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我又参加了由国家汉办驻泰国代表处组织的汉语教师志愿者迎国庆招待会。当全体高唱《歌唱祖国》时,那熟悉的音乐一响起,我的眼泪就禁不住掉了下来。虽然无比思念祖国,思念父母,但我告诉自己,如果真的热爱祖国,就应该坚定地承当起肩上的重担,传播汉语知识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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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该如何规划未来12年的教育?它将为每个中国人的成长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一些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能否在《规划纲要》中找到答案?日前,本刊邀请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以及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纵论纲要,希望他们的真知灼见能给每一位关心中国教育未来的人们些许有益的启发。  教育改革被提到了国家议事日程  记者:作为21世纪我国第一个中长期教育规划,您认为它会为未来中国教育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每一个受教育者又会带来什么?  张力: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各国纷纷瞄准国际竞争新格局制定教育改革发展政策规划。在此背景下,我国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必须加快教育发展、深化教育改革。我国制定中长期教育规划,不仅推动教育事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教育所担负的加快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对每一个受教育者而言,将意味着教育机会更加公平,教育质量逐渐提高,教育方式趋于多样;对全体国民来说,将意味着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进一步提升,促使我国尽快进入世界上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杨东平:教育具有这样的两重性,它既是影响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的战略性、基础性、全局性的事业,又与每一个家庭和儿童密切相关,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事业,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伴随《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制定,教育改革终于被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2009年注定要作为一个特殊的年份被历史记载。  储朝晖:对于这个《规划纲要》,全社会都怀有较高的期待,我想用“国兴之大计,民福之远谋”来表达。这样说的根据是,世界各国的发展进入一个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依赖教育的阶段,中国未来发展急需大量能够自主创新的人才,这个规划要为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提供人才成长的基本策略和规划,所以说是“国兴之大计”。另一方面,现代教育成为与每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和人生幸福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事业,尤其是我自1983年起就已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一个乡到另一个乡、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的这种“扫地”方式的调查进行研究,深切地感到一个地方的教育办得好,可以大大增进这里人民的幸福;而教育办不好,就大大增加这个地方人民长久的痛苦,特别是在校学生的痛苦。像中国这么多人口的大国,教育的优劣在未来的十余年中关涉着近20亿人的福祉,所以说它是“民福之远谋”。一场真正的改革必须解放思想  记者:您个人对纲要有何期待?  张力:我期待,借助国家层面教育纲要的巨大而超常的动员力,能够解决一些本应解决、但长期以来没能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  杨东平:由于国家的教育规划制定从来没有公开过,这次是第一次,而且开了提前公开、事先公开(而非“事后公示”)的先河,因此具有很大的创新性。这同时也成为一个挑战,由于是新生事物,如何公开、公众如何有效参与,包括主管部门如何处理那些来自公众的海量信息,都是需要学习的新课题。因此,首先期望《纲要》制定能够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探索新路,积累经验,不断深化这一过程并加以制度化,而非到此为止,下不为例。  中国当前的教育,可以说是成就巨大,问题成堆。一场真正的改革必须解放思想,敢于触及和解决重大问题,举纲抓目。这个纲,在我看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价值等的更新,一是教育体制改革。没有解放思想、更新理念,规划制定就缺乏前瞻性,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同样,没有实质性的体制改革,会就事论事地医头医脚,限于一些具体问题,而贻误重大政策议题。  储朝晖:作为以教育研究为终生职志的研究工作者,我真诚地希望这次规划纲要能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发展提供健康良好的教育环境,把现在正陷于应试中难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学生们解放出来。  记者:您认为纲要最应该在哪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张力:每一次国家宏观教育规划和重大决策,都会在事关全局的教育问题上取得突破。改革开放30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同时,“浅水区”容易改的大都改了,剩下的都是“深水区”中的难题,还有许多是前所未有的新热点问题,而破解教育发展难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开放。我期望,这次纲要最大的突破是,明晰并落实政府的教育责任,纲举目张,政府定位好了,一系列难点热点问题就有希望根本解决。  杨东平: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重大教育问题清单”,这本身是需要公开讨论,形成共识的。我认为当前中国教育亟待改革和突破的重大问题,至少包括以下这些:(1)建立新的教育指导思想、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改变50年代形成的已经落后于现实的一些教育概念。(2)教育行政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教育部宏观管理、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学校自主办学、评价独立的管理体制。(3)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实现教育家办学的制度和机制变革;(4)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5)教育资源问题,到2020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5;(6)革除“应试教育”弊端,促使基础教育的功能“正常化”;(7)高考制度改革;(8)农村教育改革;(9)幼儿教育政策;(10)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改革;(11)德育改革;(12)民办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储朝晖: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这个纲要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恰巧在纲要的专题研究的分工中,我做的是教育问题分析一块。结合分析和我二十多年实地调查,我感到中国教育急迫需要解决的有四大问题:第一是在教育理念上,要实现由国家主义教育观向以人为本教育观的转变。第二是教育管理问题,要把学校从行政科层体系中解放出来。在调查中我深切地感到,现在即便是一所很小学校的校长,他都首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官员而非教育工作者。教育是一项经历了数千年积累的专业工作,温家宝总理提倡教育家办学是非常正确的,而现在有一个统计,60的教育局长没有教育工作的经历,校长中不懂教育的也大有人在,学校成为行政科层的末梢,学校和师生的自主性严重不足,束缚了创新,也是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根本原因所在。第三个是评价标准和方式问题,要建立多元自主的教育评价体系。“多元”就是要求评价标准多样化,不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所谓自主就是要由被评价者在多样的标准中自主选择一个标准,依据你有什么志向,您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有比别人更优秀的潜能,您就选择与之接近的评价标准来评价,这样才能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第四个急迫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多方共担的教育经费分担机制。在义务教育之外,由政府包办教育的方式必然阻碍教育的发展,这方面已经有60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让人民一起来参与满意教育的路径设计  记者:此次纲要的制定,首次采取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的形式,广集众智、广纳群言。而从目前社会各界的反馈看,人们对教育的期盼很多集中在与其直接相关的具体问题上,这也正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教育的难点热点问题。对这些老百姓迫切祈盼解决的问题,您认为纲要应怎样予以解答?  张力: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教育的热切要求,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特别是围绕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衡发展乃至均等化,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相信纲要一定予以重点关注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但是,由于我国还不具备支撑一个高福利公共事业的经济实力条件(即使具备经济条件,是否一定选择高福利社会还要另外再说),目前国内社会有些要求确属超越了历史阶段,任何规划都不可能承诺包揽,或者仅靠财政无法很好解决,这就需要在政策措施的选取上,继续扩大社会各界协商讨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必须让人民一起来参与满意教育的路径设计。  杨东平:我认为应当“抓大放小”,许多老百姓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如高收费、择校热、应试教育等等,都有确定的制度性原因,不把这些原因亮出来并痛下决心予以解决,就只能是“扬汤止沸”,那些老大难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许多地方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抓住这些核心问题,政府作为,建立问责制,那些老大难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储朝晖:这次首先向社会征求意见是一个工作方式的创新,大量的创新来自最基层,他们对问题了解最具体真实,所以对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在这方面我们的政府机构设置上存在一些不足,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成立了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决策咨询和监督机构,同时成立了教育部作为执行机构。后来只有教育部,就使得这个机构成为集决策、咨询、执行、监督于一身的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管理员,这就使得很多意见提不上来,即便有人提也很少转化为政策实行,从这个角度说不只是纲要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事,而是要从长计议,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明晰机构职责,建立正常的政府与社会间的信息反馈与监督执行的通道。  记者:解决难点热点问题,制定一个让人民满意,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规划纲要被一再强调,但确实,教育关乎每个人的生活乃至命运,人人都能就教育发言,众口难调,如何做到让人民群众满意,您有何想法和建议?  张力:总结我国发展教育事业的基本经验,并参照不同国家的公共教育政策模式,我觉得,应该区分不同类型的教育服务,再来判断政府责任到位情况。我国用于教育的公共资源和非公共资源有限,决定了纲要所能解决的难点热点问题必然有限。从长远看,人民满意的教育,至少有三个基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让所有人尤其是低收入者阶层满意;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让有分担成本能力的阶层满意,对具备必要资格条件的低收入者阶层资助救助并让其基本满意;非公共教育服务则让有特别选择需求并有充分支付能力的阶层满意。  杨东平:正因为教育关系千家万户,关系每一个儿童,而每个家庭的阶层、背景、利益各不相同,所谓“众口难调”,教育问题就特别需要公开讨论,在公开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共识,确定公共政策的优先顺序。  储朝晖:这是教育的专业性与公正参与的关系问题。教育是一项经历了数千年积累的专业性工作,其设计、决策、管理、实施专业性都很强,不能反复无常地改来改去,也不能搞群众式的教育改革运动;但教育的专业性并不排除公众参与,教育改革恰恰需要最广泛的公众参与。在全面了解各种人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再由专业团队依据历史发展和未来方向选择一个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利的方案,应该是比较科学的决策方式。  记者:我们应该以何种心态对待这份指导未来12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张力:对教育事业,最缺的还不是说它如何不行,最缺的是究竟怎么办才行。  杨东平:也许不应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一次解决所有问题。应当看到,深层次难点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种力量持续不断地推进,是一个渐变和积累的过程。  储朝晖:简单说是“平常心”。任何一份文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教育改革又比其他任何一个行业的改革都要复杂,所以我提出要用集成人学的方式研究教育。但对于每一个现实中的人来说,又都可以以他独特的方式直接参与教育改革,每个人都可以且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本报记者 丰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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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中美人才培养项目启动于2001年,是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和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共同合作,组织中国和美国有条件的高校开展人才培养项目。“1+2+1”是指进入该项目的中国学生先在国内大学学习1年,再到美国大学学习2年,最后再回到国内原大学学习1年后完成学业。项目课程由中美双方大学协商确定,达到本项目全部要求的学生可获得中美双方大学的学士或硕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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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左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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